在民国十一年(1922年)秋天，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的父亲去世开吊，当时还没出家的袁姓青年（后来的大醒法师）也去悼念，在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，他发现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。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，一是因为那封信装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，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，尤其是 “常惭愧僧”的落款令人感到不同寻常。当时，袁姓青年看了这封书信的内容之后，不知不觉中引动了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。

十二年的春初，袁先生谋食上海，常到戈公振先生那里走动。戈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，他的床架上挂着一串念佛珠。袁先生知道戈公振当时正怀着烦恼的心事，因此心中猜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。有一次，袁先生和戈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，他说：“公振先生，我的个性，我的环境，我出家做和尚最好。而且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，现在，事事都感觉苦恼，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？”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复他说：“出家是好的，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收徒的，且等待两年，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！”两个人聊着天，互换拿着那串念佛珠，有意无意的用手指捻着。隔了两天，又在袁先生又在戈公振的书架上检到一本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又隔了两天，戈公振邀袁在四川路青年会午餐，向袁说明他的老兄（绍甲）一天来了两次快信要袁回到家乡去帮忙，担任高级教员。那天晚上袁先生乘船返乡，戈公振把他的那本《印光法师文钞》赠给袁做了送行礼物。

后来，袁先生读憨山大师的《梦游集》，顿生离俗之念，就于1924年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，这就是大醒法师。经过两年的参学，知道了一些学做出家衲子的事情。比方说参访善知识，就是出家人很必要的事情之一，因为多参访大善知识，就可以多知道几种修行学习的方法。而凡称为大善知识者，又必具有其独到之处——即自受用之处。

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春天，大醒法师在金陵寺挂单的时候，听人说印光大师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，于是发心往上海拜访这位真实的“渴慕久矣”的大善知识。

正是仲春天气，大醒法师一路步行，身上颇有暖意。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浜太平寺，下午三时前后，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，把自己的名片交由侍者通报给“静室”里的印光大师。一瞬间，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现了。大醒法师问讯顶礼后，与大师对面坐下，大醒法师说了几句仰慕的话，大师接过话茬就开始批评大勇、显荫两位法师不应修习密宗。他说：吾国佛法，法法完备，中国现有的禅宗、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、贤首等等法门，何一而不可以学习，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。若言沟通者，须明本有之法，然后以其余力，学彼密宗，以辅翼本有各宗。故宜先学本有之佛法，不学此法，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。老法师说这话的时候，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。一方面听说日本僧侣是带妻食肉的，另一方面他老爱惜的显荫法师又恰恰因为去日本学密而病死，所以可以说他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。

大醒法师问到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，印光大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做好了，慢慢地去感化一般的僧侣，不必提出什么“整顿僧伽制度”的新鲜花样。大寺丛林规模不整，也可以劝说，劝说不行，则是他们的业障。大醒法师质疑说：“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，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，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的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，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？”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。随后，大醒法师又请问大师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，感想如何？大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出家人的生活问题，倒也罢了，而其实做老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。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？世出世法，他无一不知，况乎此事。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，素以道德修养为重，不愿意说僧人的过错罢了，只得以没有办法一语了之。

大醒法师请求大师开示，作为一个青年僧，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，打算闭关自修，以阅读藏经为主，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，可不可以。大师赞成大醒法师闭关自修，但认为阅读藏经不需要，还是以念佛为最要紧，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愿，则简直是自寻苦恼，喜堕三涂，是很糊涂的。大醒法师辩解说：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，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、弘法利生？即如老法师如果没有《印光法师文钞》行世，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呢？大师听了还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，不念佛的人太苦，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直捷最了当的。

那天格外暖和，大醒法师与印光大师谈话，吃了一点茶点，约在一小时后，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，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。谈话之中，印光大师说了许多训勉的话，临别之际，扯住大醒法师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他要念佛，要好好的用功，在临行的时候又嘱咐：“你很聪明，不要学大勇、显荫他们。”滂沱雨止，大醒法师告别离去。

几天之后，印光大师因三叉河慈幼院事件往南京去，还顺路到金陵寺去看过大醒法师一次。

大约十六年（1927年）的秋冬之间，大醒法师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印光大师。其时，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，大师一见面谈起这一件事，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。湖南僧尼受***激动，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，他老谈到也颇愤慨。不过老人同大醒法师这批年轻法师的态度不一样，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，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。

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夏天，大醒法师在苏州定光寺休息了几天。这时，印光大师在报国寺闭关。大醒法师与文涛法师一同去参拜。在未去之前，他就料到这一次要受到老人的呵斥了。因为他在厦门主编的《现代僧伽》，发行已满二年，估计印光大师总会见到一二册的，如果一看到内容，无疑的要视为是***佛教的炸弹。大醒法师在关房窗口拜见大师之后，大师开口就说：“你办的《现代僧伽》，专门是骂和尚的，不怕造口业？你们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，都是***党新僧，要打倒你，要打倒他，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！”大醒法师马上申辩说：“《现代僧伽》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。”

由骂人谈到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，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问题，老法师又并不一定执着定见。但是，不愿意发表意见。最后大师说：“你就是骂死了他们，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，骂之无益，枉造口业！” 临行拜别，大师还殷殷教诫：“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。造了口业，赶快忏悔。”后来，大醒法师起一个别号叫“僧忏”，以纪念领受大师训示的诚意，还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《口业集》。

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的佛学院暑假期中，大醒法师偕同日本友人神田惠云先生、福建朋友蔡慧诚居士，游览江浙佛教名胜，打算参访印光大师。到上海时，又加入了一位李光宇居士。在苏州定光寺歇宿，第二日，文涛法师陪他们一行四人拜访印光大师。这一回谈话的恣态虽与前数年无甚差别，但大师的面容却清瘦了好些。大师与神田、蔡、李三君接谈约半小时，又为各人写了几句法语，都是开示念佛求生净土的话。客室中又来了几位访客，因为时间太短促，大醒法师一行匆匆地就告别了，这是他与印光大师的第四次会见。
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大醒法师和几位同学创办《净土宗月刊》的时候，曾写信劝请印光大师趁此高龄可编一部《净土宗全书》或《净土百要》，以继灵峰大师《净土十要》之美。大师回信的意思说：“我的德行不及蕅益大师，净土经典有《十要》足可修行，何必再要什么全书、百要？”

以上就是大醒法师前后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，从中可以看到，大醒法师出家的心念，确实是初次见到印光大师的文字而发动。由读大师《文钞》而发生信仰三宝之心的人很多，足见其文字诱导感化的力量实系很大，因为他的文义平实易解，深入显出，有大悲心，有真情感，这即是他老以文字般若而获得的化导效果。大醒法师几次受到印光大师的棒喝，感到非常庆幸，没有误解是受了印光大师的辱骂。因此，亲近大善知识（此系真实的大善知识，非徒有浮名者可比），应生难遭难遇之想。大师每见人来参访，一概施以恶辣的钳锤，这真是古大德的风范，末世的佛门中又哪里有这等大匠！

最后，引用大醒法师所说印光大师给他的印象，以见大师当时在年轻一代法师心中的形象和风范，大醒法师说：

印光大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几点：

第一、在他庄严的面容上，却看得出蕴蓄着满心田的慈悲。他老弘扬净土的大愿，既非发于一朝一夕，而且有始有终，无更无改。

第二、他老无论遇到任何人请求开示，他只有一条大路指示给你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而且一见面“未开口三十棒”，皆是用的大刀阔斧的方式。因为如此，不愧为一代一宗的大匠。

第三、他老对于自己发心要做的事，勇猛精勤。虽当高龄，编修四大名山山志，皆系亲自校对，实为难能，责任心甚重，非一般老僧所可企及。

第四、灵岩山，可以说是他老的理想丛林，如果该山代代传承的住持人，能永久的保持那种特立之家风——印光家风，希望使印光大师的精神常存不灭。

第五、他老一生的成就功德庄严，虽说自有其宿植的善根德种，但如其没有二三十年的潜修净养的功行，纵具有智慧辩才，被化的信徒何得有这样的众多。这一事是最值得我们景仰赞叹而足为衲子模范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