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,占极大的篇幅,唐末五代以后,谈佛教的,几乎拿所谓禅去概括他,简直好像禅以外没有佛教,禅宗就是佛教。而以所谓达摩也者,为禅宗中华五祖的初祖,却又是后世佛教史家所公认的。
关于达摩的记传,以《续高僧传》的齐邺下南天竺僧《菩提达摩传》为最古,而《历代法宝记》的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传,和《景德传灯录》的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传次之;然而通常关于所谓禅宗初祖达摩大师的传说,大率渊源于《传灯录》。现在先把《传灯录》的《达摩传》节录一点在下面:
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者,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,本名菩提多罗,后还二十七祖般若多罗,改号菩提达摩;时有二师,一名佛大先,一名佛大胜多,本与师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,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,舍小趣大,与师并化,时号二甘露门矣。而佛大胜多更分途而为六宗,聚落峥嵘,徒众甚盛。后师心念:震旦缘熟,行化时至,乃泛重溟,凡三周寒暑,达于南海,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,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,奏闻武帝,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,十月一日至金陵。帝问曰: 朕即位已来,造寺写经度僧,不可胜记,有何功德?师曰: 并无功德。帝曰: 何以无功德?师曰: 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,如影随形,虽有非实。帝曰: 如何是真功德?答曰: 净智妙圆,体白空寂,如是功德,不以世求!帝又问: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?师曰: 廓然无圣。帝曰: 对朕者谁?师曰: 不识。帝不领悟。师知机不契,是月十九日,潜过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,届于洛阳,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,寓止于嵩山少林寺,面壁而坐,终日默然,人莫之测,谓之壁观婆罗门。
时有僧神光者,旷达之士也,久居伊洛,博览群书,善谈玄理:乃往彼晨夕参承。师常端坐面墙,莫闻诲励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,天大雨雪,光坚立不动,迟明,积雪过膝。师悯而问曰: 汝久立雪中,当求何事?光悲泪曰:
惟愿和尚慈悲,开甘露门,广度群品!师曰:
诸佛无上妙道,旷劫精勤,难行能行,非忍而忍,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,欲冀真乘,徒劳勤苦。光闻师诲励,潜取利刃,自断左臂,置于师前。师知是法器,乃曰: 诸佛最初求道,为法忘形,汝今断臂吾前,求亦可在。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。光曰: 诸佛法印,可得闻乎?师曰: 诸佛法印,匪从人得。光曰: 我心末宁,乞师与安!师曰: 将心来,与汝安!曰: 觅心了不可得。师曰: 我与汝安心竟。
后孝明帝闻师异迹,遣使赍诏征前后三至。师不下少林。迄九年已,欲西返天竺,乃命门人曰: 时将至矣,汝等盖各言所得乎?时门人道副对曰: 如我所见,不执文字,不离文字,而为道用。师曰: 汝得吾皮。尼总持曰: 我今所解,如庆喜见阿闽佛国,一见更不再见。师曰: 汝得吾肉。道育曰: 四大本空,五蕴非有,而我见处,无一法可得。师曰: 汝得吾骨。最后慧可礼拜后,依位而立。师曰: 汝得吾髓。乃顾慧可而告之曰: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,展转嘱累而至于我,我今付汝,汝当护持,井授汝袈裟,以为法信,各有所表,宜可知矣!可曰: 请师指陈!师曰: 内传法印,以契证心;外付袈娑,以定宗旨。至吾灭后二百年,衣止不传,法周沙界;明道者多,行道者少;说理者多,通理者少;潜符密证,千万有余;汝当阐扬,勿轻未悟;一念回机,便同本得。听吾偈曰:
吾本来兹土,传法救迷情;
一华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
师又曰: 吾有《楞伽经》四卷,亦用付汝,即是如来心地要门,今诸众生开示悟入,吾自到此,凡五度中毒,我常自出而试之,置石石裂,录吾本离南印,来此东土,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,遂逾海越漠,为法求人。今得汝传授,吾意已终。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,有期城太守杨街之,早慕佛乘,问师曰:
西天五印,师承为祖,其道如何?师曰: 明佛心宗,行解相应,名之曰祖。时魏氏奉释,禅俊如林,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,乃僧中之鸾凤也,睹师演道,斥相指心,每与师论议,是非蜂起。师遐振玄风,普施法雨。而偏扃之量,自不堪任,竞起害心,数加毒药,至第六度,以化缘已毕,传法得人,遂不复救之,端居而逝,即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也;后三岁,魏宋云奉使西域回,遇师于葱岭,见手携只履,翩翩独逝。云问: 师何往?师曰:
西天去。孝庄即位,云具奏其事。帝令启圹,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。初梁武遇师,因缘未契,及闻化行魏邦,遂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,后闻宋云事乃成之。
《历代法宝记》的《达摩传》,和《传灯录》所载,互有出入,现在把它节录一点在下面:
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者,即南天竺国王第三子,幼而出家,早禀师氏,于言下悟,阐化南天,大作佛事,是时观见汉地众生,有大乘性,乃遣弟子佛陀耶舍二人往秦地,说顿悟教法。秦中大德,乍间狐疑,都无信受,被摈出,遂于庐山东林寺。时有法师远公问曰: 大德将何教来,乃被摈出?于是二婆罗门伸手造远公曰: 手作拳,拳作手,是事疾否?远公答曰:甚疾。二婆罗门言: 此未为疾,烦恼即菩提,此即为疾。远公深达,方知烦恼菩提本不异。即问曰: 此法彼国复从谁学?二婆罗门答曰: 我师达摩多罗也。远公既深信已,便译出《禅门经》一卷,具明大小乘禅法,西国所传法者,亦具引禅经序上
达摩多罗,闻二弟子,汉地弘化,无人信受,乃泛海而来,至梁朝,武帝出城躬迎,升殿问曰: 和尚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?达摩大师答: 不将一字教来。帝又问: 朕造寺度人,写经铸像,有何功德?大师答曰: 并无功德。曰: 何以无功德?答曰: 此乃有为之善,非真功德。武帝凡情不晓,乃辞出国,北望有大乘气,大师来至魏朝,居嵩高山,接引群品六年,学人如云奔,如雨骤,如稻麻竹苇,慧可大师得其髓。其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,于食中着毒饷大师前后六度毒,大师告诸弟子: 我来本为传法,今既得人,久住何益?遂传一领袈裟,以为法信。语慧可: 我缘此毒,汝亦不免此难;至六代传法者,命如悬丝。言毕,遂因毒而终。每常自言: 我年一百五十岁,实不知年几也。西国弟子般若密多罗。唐国三人,道育、尼总持等,唯慧可承衣得法。
至于《续高僧传》的《达摩传》,却和《传灯录》等所载,大有迳庭了,依《续高僧传》,菩提达摩,是南天竺婆罗门种,在刘宋时代,到南越来,后来又北度到魏,拿所谓二人、
四行的学说,开化魏土;所谓二人,是理人,行人;凝住壁观,和道冥符,叫做理人;行人有四种,所谓:报怨行,随缘行,无所求行,称法行;合起来,叫做二人、四行。沙门道育、慧可等识真之士,从奉归悟; 自己说一百五十多岁,以周游教化为务,不知所终。现在把《续高僧传》当中达摩、僧副、慧可三个人的传记,节录一点在下面:
菩提达摩,南天竺婆罗门种,志存大乘,冥心虚寂,通微彻数,定学高之;悲此边隅,以法相导;初达宋境南越,末又北度至魏;随其所止,诲以禅教。于时合国盛弘讲授,乍闻定法,多生讥滂。有道育、慧可,此二沙门,年虽在后;而锐志高远;初逢法将,知道有归,寻亲事之,经四五载,给供咨接。感其精诚,诲以真法:如是安心,谓壁观也;如是发行,谓四法也;如是顺物,教护讥嫌;如是方便,教令不着。然则人道多途,要唯二种,谓理,行也。藉教悟宗,深信合生同一真性,客尘障故,令舍伪归真,凝住壁观,无自无他,凡圣等一,坚住不移,不随他教,与道冥符,寂然无为,名理人也。行人四行,万行同摄,初报怨行者,修道苦至,当念往劫,舍本逐末,多起爱憎;今虽无犯,是我宿作,甘心受之,都无怨怼。此心生时,与道无违,体怨进道故也。二随缘行者,众生无我,苦乐随缘;纵得荣誉等事,宿因所构,今方得之;缘尽还无,何喜之有?得失随缘,心无增减,违顺风静,冥/顷于法也。三名无所求行,世人常迷,处处贪着,名之为求;道士悟真,理与俗反,安心无为,形随运转;三界皆苦,谁而得安?经曰: 有求皆苦,无求乃乐也。四名称法行,即性净之理也。摩以此法开化魏土,识真之士,从奉归悟,录其言语,卷流于世。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,游化为务,不测于终。
释僧副,性爱定静,游无远近,裹粮寻师,访所不逮。有达摩禅师,善明观行,遂从而出家,寻端极绪,为定学宗焉。后乃周历讲座,备尝经论;并知学唯为己,圣人无言。齐建武年,南游扬辇,止于钟山定林下寺,行为物览,道俗攸属。梁高素仰清风,雅为嗟赏,乃命匠人考其宅宇于开善寺以待之,恐有山林之思故也。副有心岷岭,观彼峨眉,爰至井络以少好经籍,执卷缄默,动移晨晷;遂使庸蜀禅法, 自此大行。久之,还返金陵,复往开善,不久卒,春秋六十有一,即普通五年也。
释僧可,一名慧可,怀道京辇,默观时尚,年登四十,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,游化嵩洛,可怀宝知道,一见悦之,奉以为师,毕命承旨;从学六载,精究一乘;理事兼融,苦乐无.滞。达摩灭化洛滨,可亦埋形河涣。而昔怀嘉誉,传檄邦畿,使夫道俗来仪,请从师范。可乃奋其奇辩,呈其心要。故得言满天下,意非建立;玄籍遐览,未始经心。后以天平之初,北就新邺,盛开秘苑。有向居士者,道味相师,致书通好。可命笔述意曰: 说此真法(一作备观来意)皆如实:与真幽理竟不殊。本迷摩尼谓瓦砾,豁然自觉是真珠。无明智慧等无异,当知万法即皆如。愍此二见之徒辈,申词措笔作斯书。观身与佛不差别,何须更觅彼无余。初达摩禅师,以四卷《楞伽》授可曰: 我观汉地,惟有此经;仁者依行, 自得度世。可专附玄理,如前所陈。遭贼斫臂,以法御心,不觉痛苦。每可说法竟,曰: 此经四世之后,变成名相,一何可悲!有那禅师者,俗姓马氏,遇可说法,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。有慧满者,姓张,遇那说法,便受其道。贞观十六年,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,遇雪深三尺,其旦人寺,见昙旷法师,怪所从来。满曰: 法友(《传灯录》作有)来耶?遣寻坐处,四边五尺许雪白积聚,不可测也(《传灯录》此句上有旷曰二字。)满每说法云: 诸佛说心,令知心相是虚妄法,今乃重加心相,深违佛意,又增论议,殊乖大理。那满等师,常赍四卷《楞伽》,以为心要。斯徒并可之宗系,故不别叙。
把以上各种传记合起来看,关于达摩的记载,显然大有迳庭。 《传灯录》说达摩在萧梁时代,从南天竺到广州南海郡来,旋即到金陵,和梁武帝问答,机缘不契。 《续高僧传》却说达摩的东来,在刘宋时代,而且只说他到宋境南越。而他的门人僧副,却在萧齐建武(齐明帝年号)年代(建武元年,是西元494年),南游杨辇(金陵),梁武帝素仰清风,雅为嗟赏;普通五年卒,年六十一。从《续高僧传》所说,就和梁武帝同时的,不是达摩,却是僧副;从而达摩和武帝的一段公案,也就不是史实。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一种相违的地方。
其次, 《传灯录》说:达摩面壁而坐,终日默然,人莫之测,谓之壁观婆罗门。 《续高僧传》既说他随其所止,诲以禅教;又说他善明观行。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二种相违的地方。
其次, 《传灯录》说达摩五度中毒,到第六度,因为化缘已毕,于是端居而逝(《历代法宝记》大致也这样说。 《续高僧传》却说他游化为务,不测于终。这个是两种传记第三种相违的地方。
其次, 《传灯录》说慧可站在积雪当中,断臂求法。 《续高僧传》却说他遭贼斫臂,以法御心,不觉痛若。而宿柏墓中,遇雪深三尺;却是慧可再传弟子慧满的事情。但是关于慧可断臂求法一件事, 《传法正宗记》说:
余考法琳碑曰: 师乃雪立数宵,断臂无顾,投地碎身,营求开示。(《历代法宝记》,也说:后释法琳造碑文。)那么,这个传说,或者唐朝初年已经有,而《宝林》、《传灯》沿袭它。
像这样, 《传灯录》所记裁的达摩等事迹,都和《续高僧传》不同;然而拿成书的先后说,就《传灯》在宋真宗景德年中集录,而《续高僧传》却是唐代的道宣,在太宗贞观年中所撰;那么就《续高僧传》的成书在先,而《传灯录》在后; 《续高僧传》既然比较近古,它所记载,也应当比较接近事实。又依《释门正统》和《普灯录》,宋僧道源的集录传灯,是拿唐僧惠炬的《宝林传》做根据的; 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也说:唐贞元中,金陵沙门惠炬,把那连耶舍和云启所合译的祖偈因缘,和唐初以来传法宗师机缘,集录成《宝林传》。光化中,华岳玄伟,集录贞元以来出世宗师机缘,拿这个祖偈做他的基绪,编作《圣胄集》。南岳惟劲,又集录光化以后出世宗匠机缘,也拿祖偈做根由,成《续宝林传》。宋景德中,吴僧道源,集《传灯录》。 《宝林传》的成书,既然在德宗贞元中,也比较《续高僧传》在后,而且《宝林传》这一本书, 错误差舛,殆不可按; 《传法正宗记》和《传灯录》的附注,分辨得很详细。像《传灯录》说达摩以梁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南海。十月一日,到金陵。 《附注》说: 普通八年三月,已改为大通元年,则九月不应尚称普通八年也。南海者,今广州也,去金陵数千里,刺史奏闻,而武帝诏迎,岂可十日之间,便至金陵耶? 《正宗记》说: 《传灯录》诸家旧说,并云达摩来梁,在普通八年;今按史书,普通只至七年。又《传灯录》说达摩到达南海的时候,广州刺史萧昂,具主礼迎接, 《正宗记》说: 考昂传,不见其为广州刺史,唯昂侄萧励,当时尝作此州刺史。 《附注》说: 按南史萧昂传,不言昂为广州刺史,但王茂传末,有广州长史萧昂,然不知何年在任。又《传灯录》说达摩以后魏孝明帝太和十年,到达洛阳。 《正宗记》说: 太和非明帝年号。 《附注》说: 太和十年,乃后魏孝文帝时,是年即南齐武帝永明四年。又
《传灯录》说达摩以孝明太和十九年卒。 《正宗记》说: 明帝在位, 只十二岁, 即无十九年。 《附注》说: 太和十九年,乃后魏孝文帝时,即南齐明帝建武二年。然而《正宗记》虽然对于《传灯录》的《达摩传》有所辨正,而除掉这几点之外,却仍然祖述他的说法;到台宗学者子防的《辨祖书》,却说《宝林传》 诡说百端,以惑无识。他的原文像下面:
宣律师《续高僧传》,载达摩理、行二种,固其真法。其后智炬于曹溪门下,撰出《宝林传》,诡说百端,以惑无识(谓只履西归,立雪断臂,传法谶候等语,至于达摩等事迹,皆与僧传不同, 由是夸玄《宝林》之凭虚,灭没《僧传》之纪实。
《宝林》如果是凭虚,那就拿他做根据去集录的《传灯录》达摩传, 自然难以根据做信史;宁可以说《续高僧传》所记载,或者比较接近事实。至于《历代法宝记》,是大历(唐代宗年号)年中所撰,比《宝林》早二十年,其中所记载的达摩等事迹,已经是《传灯录》各传的雏形;那么,关于达摩和梁武帝一段公案,以及只履西归,立雪断臂等等,可以说是在《宝林》以前,已经有这些传说,又《传法正宗记》的《达摩传》,像在前面所说,是和《传灯录》大同小异的;而《正宗记》,依《传灯录》的附注说,是拿梁僧宝唱的《续法记》做根据的;像《附注》说: 嵩禅师以梁僧宝唱《续法记》为据,作《正宗记》据说《续法记》是宝唱在梁简文帝的时候所撰,那么,关于达摩的传说,也许梁简文帝的时候就有了。但是《续高僧传宝唱传》说: 又刺唱自大教东流,道门俗士,有叙佛理,着作弘义,并通鸠聚,号曰《续*轮论》。从这几句看起来,好像《续*轮论》,只是一本记载佛法东来以后有关佛理的着作之书,并不是记载所谓传法正宗的;所谓《续法记》,是不是后世的伪作,也就不无可疑。至于说《续法记》所记载所谓二十七祖与般若多罗之继世弟子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之事,是根据那连耶舍所译编人,然而遍查《续高僧传那连耶舍传》,以及各种经录,并没有只字说到那连耶舍曾经翻译过这段故实,可见得是出于捏造了。
菩提达摩的名字,最初见于史传的,是后魏杨街之所撰的《洛阳伽蓝记》,像《伽蓝记》永宁寺当中说: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,波斯国胡人也;起自荒裔,来游中土,见金盘炫日,光照云表;宝铎含风,响出天外;歌咏赞叹,实是神功; 自云年一百五十岁,历涉诸国,靡不周遍;而此寺精丽,阎浮所无也。永宁寺,是后魏灵太后胡氏在孝明帝熙平元年所立,熙平元年,在南朝,是梁武帝天监十五年(西元516年),而永宁寺浮图被火所烧,是西魏孝武帝永熙三年,在南朝,是梁武帝中大通六年(西元534年);像这样, 《伽蓝记》所记菩提达摩的时代,刚正和《法宝》、 《宝林》、 《传灯》、 《正宗》所记的达摩年代相当。传说中的菩提达摩,或者就是这个达摩罢?至于比《伽蓝记》在前的《高僧传慧览传》(宋文帝时人)当中,虽然有仍于厨宾,从达摩比丘,咨受禅要等语,然而没有说他到东土来,况且其中达摩字样,旧宋本却作达摩达呢?
总之,达摩,并非绝对是子虚乌有,然而从《续高僧传》等典籍上看起来,也只是佛陀禅师一流,是一个传定法、明观行的禅师,而后世的禅宗,踵事增华,牵合种种事实来附会增加他,去构成所谓禅宗初祖也者。像《传灯录》说:当时有佛大先、佛大胜多两个人,本来和达摩一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,佛大先后来遇见般若多罗,舍小趣大,与达摩并化,当时号二甘露门等等。大概是,从《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》,和
《达摩多罗禅经》慧远序穿凿而成,因为佛驮跋陀罗,一作佛驮跋陀,驮一作陀缘故。然而《高僧传》说佛驮跋陀罗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,而《传灯录》说佛大先和达摩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,不免师弟倒置。又慧远庐山出《修行方便禅经统序》说:
今之所译,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,其人西域之俊,禅训之宗,授集经要,劝发大乘,弘教不同,故有详略之异。达摩多罗,阖众篇于同道,开一色为恒沙;其为观也,明起不以生,灭不以尽;虽往复无际,而未始出于如;故曰:
色不离如,如不离色;色则是如,如则是色。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,固宜有渐;是以始自二道,开甘露门;释四义以反迷,启归涂以领会,分别阴界,导以正观;畅散缘起,使优劣自辨,然后令原始反终,妙寻其趣;其极非尽亦非所尽,乃曰无尽,人于如来无尽法门。
《法宝》、 《宝林》、 《传灯》等书,既然尊达摩做禅宗初祖,而《修行方便禅经》,适巧
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,于是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牵合做一个人,像《法宝记》简直把他写做菩提达摩多罗,又简称达摩多罗; 《传灯录》说他本名菩提多罗。 《正宗记》说他初名菩提多罗,亦号达摩多罗。意思是说菩提达摩,就是达摩多罗,而禅经所从出的,不知道禅经是佛陀跋陀罗在东晋安帝的时代所译,佛大先也是东晋时代的人,达摩多罗和他同样,晋安,梁武,相去在一百年以上,所谓佛大先和达摩并化,号二甘露门,是由始自二道,开甘露门一句演化而出,又极明显。
其次,梁武帝是历代帝王当中最崇信佛教的,其时又有宝志、傅翕等,言行多涉奇侅;类似后世禅家的风仪,而都为帝所礼遇;达摩的弟子僧副,又曾经和帝有一段因缘,或者是《法宝》、 《宝林》、 《传灯》等书牵合达摩和梁武帝的所本罢!
其次,所谓少林寺,是后魏孝文帝为天竺佛陀禅师所造。佛陀一作跋陀,佛陀传说他曾经度慧光做沙门, 《慧光传》也说慧光曾经到佛陀禅师那里,从他受三归,又有会佛陀任少林寺主,勒那初译十地,至后合翻等语。然而依《十地论》卷初的序文,译出《十地论》的,是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;这样,那么勒那是勒那摩提的简称;而佛陀,是佛佗扇多的简称了。 《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》,又有其后三德乃徇流言,各传师习,不相询访等语。《开元释教录菩提流(开元录作留)支传》,又有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,波斯国人也,越自西域,来游洛京自云年一百五十岁,或者是《法宝》、 《宝林》、 《传灯》所说流支和达摩论议,是非蜂起,乃至竞起害心,数加毒药的所本罢。然而《开元录》这几句话,原出上面所引的《洛阳伽蓝记》,本来是记述永宁寺当中的话, 《续高僧传》因为流支住在永宁寺,所以摘录永宁的饰制环奇,穷世华美,来显示供拟的殷华; 《开元录》更补录上面的几句话,显示永宁为外国沙门所赞叹,实在是和流支渺不相关的。 《伽蓝记》是杨街之所撰,那么,杨街之和达摩一段因缘,或者是从这里演出。至于光统律师,是慧光充任国统之后的尊称,而把他和流支看做一个人,就更昧于史实了。凡此种种,都可以证明《法宝》、 《宝林》、 《传灯》的《达摩传》,是短钉而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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